一位“老铁路”的逃难记忆

高镇道

我出生在一个铁路世家，今年已经82岁了。我对抗战时期那段经历记忆犹为深刻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感到心里隐隐作痛。

20世纪30年代，我的父亲是津浦铁路线上的摇机员、扳道员。日军侵占上海以后，我们家的正常生活就被打乱了，父亲带着一家人到了广西柳州，他在一个小站上当值班员。

1944年6月，我们全家沿着铁路线再次向西转移，开始了苦不堪言的逃难生活。同年秋天，我的生母和伯父相继病逝，生活真是雪上加霜。这时，日军已经进入了广西，铁路当局在南丹站宣布解散，发给了铁路员工每人一点儿遣散费。铁路员工在南丹站被遣散时，场景一片混乱，那兵荒马乱的情景极像电影 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里的场景。几经周折，父亲终于联系上了一列军用列车，据说这是撤离的最后一趟军列了。父亲将所有的遣散费给了军方，把家里值钱点儿的箱子、行李搬到一辆棚车顶上，用绳子捆好。然后，他让我们都爬上了车顶。

我们在车上不知等了多久，这趟军列才终于缓缓启动了。顾不上车顶有多么危险，搭上了车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线逃生的希望。在黔桂线上，一出南丹站不远就是连续上坡路，而且接连有4座隧道。火车过隧道时，为了不被剐下来，每人都要趴在箱子、行李上，嘴里还要含一块湿毛巾，防止被浓烟呛着。黑黑的浓烟呛得我们泪流满面，小弟、小妹吓得连哭带叫。

就这样，火车走走停停，速度很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火车没有煤烧，以木枕代替煤炭，火力不足。这又是一趟军列，车上装的都是军火，重得很，加上车顶、车厢里挤满了难民，所以根本走不快。列车走了一夜，还没有走过第四座隧道。车上负责押运的军人喊道： “所有的男人统统下来推车。”父亲和大哥都下车了。 “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”，这样重的火车哪里推得动呢！

枪声、炮声清晰可闻，机车摘下车身先跑了，车上的人骚乱起来，一片哭闹。父亲、伯母开始收拾东西，让大一点儿的孩子每人各背一份，当年11岁的我负责背几个铜脸盆和几个做饭的锅。枪声越来越近，我们开始随车上的人沿铁路向西徒步逃跑。没走多远，机车又回来了，我们开始拼命地往回跑。可是，人怎么可能比火车跑得快呢？这时有人喊： “日本人到了！”人群中顿时又是一片混乱，大家拼命往西跑，哭声、叫声连成一片，东西丢得到处都是。我和父亲、伯母也跑散了。跑了一阵以后，一家人终于又走到一起了。

我们离开火车时，因为没有见到日本人，总舍不得把自家的东西丢在车上，就让大哥留下看着，等到最后再逃，结果他就没有跟上我们。大哥经历了极大的危险，和家人失散后，与另一位青年死里逃生，两手空空到了贵阳。这是我在抗战胜利之后才知道的。

我们沿铁路缓缓西行，沿途的火车站已空无一人，铁路周边的百姓都逃到大山里去了。我们吃的是老百姓没带走的玉米、杂粮，晚上睡在车站、扳道房和沿线的民房里。其实，日军早已跑在我们前面了。他们走公路，我们走铁路，没有碰见。为了安全，我们离开铁路，走小路进了大山。进山后到底要往哪里走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只知道要躲开日军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领头，反正大家一起跟着走。

初冬，天上下着毛毛细雨，我们在大山中绕行，时而会遇见一群人手里拿着长矛、土枪和镰刀在路旁 “检查”。经过一次一次 “检查”，我们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少，有的人就只披一床被子御寒，有的人连被子都没有了，就披一个麻袋在身上。我背的铜脸盆和锅也没有了，鞋子也没有了，脚是用棉布和棉花裹着的。

不知道走了多远，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，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，只知道冬天过去了，春天也过去了，落难的人都没有了时间概念。最后，我们在一个大的寨子里住了下来。钱没有了，能卖、能换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我家的最后一件值钱东西是父亲过冬御寒的羊毛背心，也换吃的了，再没有东西了。一家11口人要活命，怎么办呀？

就在我们即将绝望的时候，传来了可喜的消息，日本投降了！不管消息是真是假，再呆下去，没吃没喝也是死路一条。我们一家就决定和部分难民第一批从山里走出来。那么艰险，全家人没有死一个，真是万幸。我们到达独山县城时，只见城里到处是残垣断壁，一片火海，从独山到都匀的公路上更是凄惨。

都匀是日军没有入侵的贵州一个重镇，当时的黔桂铁路只修到这里，县城在山上，上下两条大街，镇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我们住在一个车库里，每天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的稀饭生活，因此，排队打饭就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了。

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了，逃难的生涯终于结束了，父亲很快去铁路上登记。他离开我们向东走了。我们兄妹三人和伯母一家留在都匀，生活还是靠救济艰难维持着。在都匀住了大约有半年，大堂兄逃到了贵阳，也恢复工作了，这样我们家有了收入，全家人才从都匀先后回到了柳州……

70多年过去了，这段经历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，至今没有忘记，也不敢忘记那段民族蒙难、国受耻辱的岁月。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回想历史，我深切地感到，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铭记历史，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（本文作者系武汉铁路局退休职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