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绍军

小时候，我家的阁楼上有一口藤条箱，这口藤条箱不知装载了我多少童年的记忆。

它让我想起小时候读的第一本书——那是在铁路上工作的父亲给我看的。

那本书米黄色的封面上方绘着3个半身人像，下面几个红颜色的黑体字是 “十万个为什么”，字上面盖着“西昌工务大修队三分队委员会藏书”印章，也就是父亲所在的单位。从此，看火车和盼望父亲从单位借来书籍成了我最大的念想。

火车和读书，让我心里充满了感动。父亲将书递给我时充满希翼的眼神，至今清晰如在眼前。

现在想来， 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，因为我的思维中始终缺乏科学的理性。与科普类书籍比起来，或许很多孩子更喜欢《高玉宝：我要读书》 《小英雄雨来》 《黄帝大战蚩尤》这些小人书。

童年的记忆模糊不清，就像雨夜里窗帘上的竹影，斑驳的只有竹叶，惊心的却是偶露峥嵘的枝节。

记得那样的清晨，白茫茫的浓雾从小镇边的大河里升起，混和着小镇人家烧柴火、煤烟的味道和一些神秘的响动，充斥每一条街道；换凉粉、换豆腐的吆喝声不时响起，忽远忽近。我总是担心有神秘的生物会从背后跳出来，有可能是一条夹着尾巴的黑狗，也可能是故事里的鬼魂。我紧张地四处张望，尽量躲在屋檐下往前走。走到同学黎明家门口，我用力拍打他家的大门，大声呼唤： “黎明！黎明！”直到他母亲或妹妹把门打开。

我总是站在黎明的床前，看着他很不情愿地从床上坐起身，慢腾腾地穿衣，跟在他后面去洗漱，甚至帮他往杯子里接漱口水。我焦急地等他一口一口地喝完碗里的稀粥，帮他把书本文具一件一件地放进书包，直到看见他将新到的一期《少年文艺》放进书包，悬着的心才稍微踏实下来。

有一年，坐火车回老家见到黎明，我们俩谈起往事，黎明才恍然大悟：原来你天天等我上学，就是想借我的 《少年文艺》看啊！

年龄稍大之后，我又发现了另一座宝库。邻居中有一个讲评书的老伯，我偶然听说他那里有很多好看的书，于是，每天晚上跟他到茶馆 “打”评书就成了我的固定功课。

那时候小镇上还没有电视，除了偶尔看川剧，人们的文化生活大概就只有听评书了。那时，几乎每个川北小镇上都有一两个这样的 “打”书人。每当他喊出 “欲知详情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的时候，我立即端起一个木制托盘，挨个向听书的茶客收钱，也就是所谓的 “茶托”吧。也许是见我稚幼的缘故，转一圈下来，托盘里的钱总有一大堆，但我从未关心过一晚上到底能收多少钱，也从未向他讨要过一分工钱。

直到很多天以后，我终于站在老伯身后，眼看着他趴在一口石头柜子上，大半个身体都埋进柜子里，最终从米堆中掏出来一本 《三侠五义》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想不起从老伯那里借到过几本书。令我难过的是，小时候受环境限制，能看到和听到的书籍十分有限。我可以一学期又一学期地守候同学上学，就为了每月读到一本 《少年文艺》；我也可以充当 “茶托”，只为了能借阅一本可能存在的好书。那些曾经读过的书，早已不自觉地融入血液，成为我立身处世的依凭。

1986年，我进入铁路系统工作。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，我买了很多书，然而静心读过的却少之又少。这些年，跟着火车走南闯北，家里满满两个大书柜，几乎遮住一面墙，却不知不觉沦为向客人炫耀的道具。难得的空闲时间，很多都耗在了网络和手机上，留给书籍的越来越少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只是越来越怀念以前静心读书的日子。也许，读过的书不一定成为记忆，但读书的过程，却一定是人生的珍藏。

此刻，我守着已经上高中的女儿，一如既往地鼓励她努力学习，并告诉她读书不一定只为了考个好大学。

而我的父亲，尽管一生只上过两天学堂，却总认为我虽然戴了副眼镜，却连作文都写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