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宏来

不瞒各位，不论在哪儿，只要您一提到私塾，也就是老北京人常说的私学馆儿，对于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塾生来说，马上就会想起孔老夫子来。因为若没有这位至圣先师率先开创私塾，私塾教育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
孔子 （公元前551年——公元前479年）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。在他3岁时，父亲叔梁纥早逝，其寡母便携子移居曲阜，家教从严，育其成才。孔子19岁时娶宋国人亓官氏为妻，有子孔鲤，先他而故。孙子孔?，即子思，继承祖业，潜心儒教。青年时的孔子，曾在鲁国做过文书、委吏、乘田等小吏，主管仓储和畜牧。23岁时，开始在乡间兼职讲学，大约在30岁后，开始专职从教。在此期间，他曾率众弟子辗转卫、曹、宋、郑、陈、蔡、叶、楚等国潜心施教。惟此一举，不仅打破了官方教育之垄断，也开了私塾教育之先河。

在孔子长达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，推动了私塾的兴起，提出了 “有教无类”等教育主张，他不问来者的出身贵贱，都一律施教，这些举动和主张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及至战国时期，墨家中的墨子和后期儒家的孟子、荀子等代表人物，之所以也能够广收弟子讲学，都是与孔子提倡的私塾教学有密切关联的。身为 “万世师表”，孔子和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 《大学》 《中庸》 《论语》 《孟子》 《诗经》 《尚书》 《礼记》 《易经》和《春秋》等书籍，历朝历代都是科举选士的钦定名典和塾生的必学或选学书目。这位孔老夫子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，由于力主 “温故知新” “循循善诱” “因材施教” “教学相长”和 “学而时习之”等理念，故而桃李满天下，素有 “三千徒众立，七十二贤人”之说，其中不乏儒家代表人物。

在清朝灭亡之后，尽管受西学东进的影响，私塾教学确曾一度渐处微势，义塾几乎绝迹了，族塾荡然无存了，家塾鲜而易见了，惟私塾却少而犹存。这是因为，少数文化界的名人，个别精通文墨的儒生，赋闲归家的离职官员，生活拮据的国学师友，仍对国学教育情有独钟，于是便各自居家办学，乐见亲临执教，欣闻书声琅琅，众夸劳苦功高。

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，笔者所在的京畿名镇南口，就有3家私塾。张纯一先师开办的私学馆儿在福兴街附近，张思孔先师开办的私学馆儿在南口中部的中横街，刘德臣先师开办的私学馆儿在南口西南角儿的南广街附近。我7岁师从张纯一先师，这家私塾，西房三间为教室，中堂布有孔夫子画像，像前设有一张八仙桌，左侧摆着一张太师椅，是先生执教的宝座。上课时，男女塾生分别坐在南北两侧，不得随意接触，更不可交头接耳，男女生只有一个厕所，而且只有一个出恭牌，对无牌如厕者，那就只有 “五大板侍候”了。在教材方面，不论蒙学，也不论经典，均需根据塾生的学习基础和领悟能力而因材施教，每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读完，一律因人而异。然而，早上8点分别 “号书”，下午4点依次 “开背”，则是雷打不动的。

据我所知，当年南口尽管已经有两所开设数学、语文等课程的洋学堂，但各家私学馆儿并不愁生源。其时，到私学馆儿就读的学生计有以下几种，一是家长幼读经史，愿意让后辈继续接受传统教育；二是家长对洋学堂的教学内容不感兴趣，愿意让子女遵从孔孟之道；三是家庭生活条件一般，洋学堂花费较大，实在招架不住；四是贫寒子弟，家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，只得求先生开恩，允许孩子硬着头皮免费念 “蹭儿学”。凡此种种，塾师都照收不误。

南口解放之后，3家私塾都自动停办了。铁路和地方的适龄子弟，都到南口铁路小学校和南口完全小学当了插班生。但是，凡在私塾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随着鉴赏能力的提高，对当年所学的道德规范和勤勉好学的范例，则是经久不忘，受用终生，令人胸怀渐宽，内心平静。这就足以说明，中华传统文化确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。另据侨居异国的友人介绍，世界各地的华人仍对私塾教育十分重视。因此，笔者认为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适当开设蒙学、经典课程，是有益无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