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，不去想那些不朽”

我的小说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，是因为截取的是我们生活的横断面，是人生的某个瞬间，不是传奇，不是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我希望它是一缕清风，一束阳光，给人们带来的不是震撼，是触动，是抚慰和对人生的理解。

段。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铁路作协理事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第十三届学员。发表作品100余万字，短篇小说《好日子长着呢》《亲爱的家》《正月》等被《小说选刊》选登。散文《照相》入选中国工人出版社《2013中国企业职工文化大系——散文卷》。

最早读到黄丽荣的作品，是编辑《汽笛》专刊文学版她的散文，印象最深的是写铁路供电段那个《织毛衣的男人》。“我第一次看到他靠在座椅上，两只大胖手，捏着毛衣针，一针一针地穿梭时，我竟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那个特别的人物和那种细腻的笔触一下子抓住了我。后来得知，她的所长在于小说。她共发表作品100余万字，短篇小说《好日子长着呢》《亲爱的家》《正月》等被《小说选刊》选登，深得编辑赞赏。

黄丽荣的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，像是夏天，满脸褶皱裹着小脚的外婆坐在一棵千年枣树下，摇着蒲扇给你讲故事。细细碎碎，絮絮叨叨。但仔细一咂摸，这生活的百般滋味都在里面了。画面背后，是一种贴近大地的深沉和穿越时空的深邃。采访得知，她的每一篇作品，其中每一个细节，都经过很长时间的打磨。本文旨在呈现一位铁路基层女作家耐心接受生活磨砺、细细与文字缠绵的历程。

<b>记者：很早之前铁路文学圈的朋友介绍您，都突出了“基层”这个关键词。据我所知，很多写作者会随着知名度提高调动到跟文字有关的岗位。20多年在铁路供电段的同一个岗位默默创作，您的这种坚守，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情怀？

黄丽荣 （以下简称黄）：</b>在天空下，在铁道上，有一条能源之河，如织的高压线、高耸的电线杆、静谧的变电所，是这条 “电河”里的元素。诗人们称之为 “电流穿过诗行”，那就是我的工作：铁道供电。

1987年我从太原铁路机械学校毕业，一直就在京哈沿线的一个变电所工作。变电所是倒班制，两个人一班，我家住北京，上班要到河北，交通不便，所以上班下班都不容易，一来就是几天。最长一个班值了9天，把书啊、报纸啊都看了，没的可看，就盯着设备区看，心里很是烦闷。这时，电话声响起，是刘师傅，在离我几十公里处的小变电所值班，一个人看设备，每天他都给我们打个电话，汇报一下设备情况。这一天，他有些不舍，话有些多，他告诉我，明天下了班，就不来了，就退休了，他让我转告工友们，问候大家，他挺想大家伙的。一时间我愣住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是安慰？是祝福？仿佛是我即将离开，我心里酸酸的。关于刘师傅，我有所了解，实在、勤勉、敬业，他是自己申请转岗过来的，原来在接触网干了二十几年的工长，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他情愿一个人，守着一份工作。一个人，比我们这里还要清苦，还要寂寞。

我放下电话，心绪久久不能平复。我倚在木门上，仰头，就看见了一只鸟，一只喜鹊，黑白的经典，像卫兵一样，机警地站在避雷器上，为我站岗。它的巢就搭在我窗外的梧桐树上，它每天都陪伴着我，我起床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，就是鸟鸣。我巡视，它在我头顶盘旋。我说，你好，它就回应我嘎嘎声。

那天午后，我亲眼目睹了那只鸟飞落在高压线上，瞬间被高压电击中，我将它抱起，紧紧搂在怀里。它还是温热的，我的心里盈满了泪水。

当一道彩虹挂在天上，我将它埋在梧桐树下。小院披上了霓虹，变压器、绝缘子，都生动了起来，它们不再是坚硬的设备，是蓬勃柔软的生命。这时老师傅在身后喊我吃饭，因为没有菜，老师傅烙的葱糊饼，就是在院里挖的葱根儿。墙根儿那一行小葱被大雨淹死了，老师傅把葱根儿洗净、切碎，拌在面粉里烙饼。我咬一口，真香，刷拉一下眼泪下来了。

我想把这些细节呈现出来，把这些美呈现给更多的人。我想写。就这样，忍受变成了坚持，坚持变成了享受。

<b>记者：我注意到，您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慢节奏、大量的细节。是您在基层的坚守，凝结成了这种“慢生活”的诗意，还是想以诗人的姿态，有意地在一个偏僻的变电所保持跟这个世界的疏离？

黄：</b>其实我想当过诗人。在太原铁路机械学校上学时，我把图书馆里所有的诗集都借过了一遍，没有我没看过的，上世纪80年代，诗歌红火。在校园，18岁的人，都是诗人。我的第一首诗歌发表在校报上，写的是思乡。

写诗要有激情。性格使然，我向来妥协、内敛，工作以后，我过的是平淡的日子，买菜做饭，做小女人，好在有小说。这也就决定了我写小说的内容：底层的，琐碎的，小人物。我写身边熟悉或者曾经熟悉的人物，写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不去想那些不朽。

<b>记者：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的？

黄：</b>有一天，我心里有创作的欲望，又觉得诗歌、散文都装不下，觉得应该像讲故事一样讲出来，就这么写了第一篇小说 《念想》。写了一个人的变电所，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师傅，他的忠诚、责任、不舍和他的无奈、遗憾。写得很稚嫩，有些四不像。 《中国铁路文艺》编辑在卷首语是这样介绍它的：毛茸茸的质感。

因为有了文学陪伴，我反而喜欢变电所简单、缓慢的工作，它让我沉下去，与自己内心对话。坐在通勤列车上，坐在长途大巴上，我的耳朵在听，各种腔调；坐在一个人的控制室，思绪可以上天入地。休班时，就去写吧。之后有了《花束》 《正月》 《买媳妇》 《碎碎念》等一系列农村题材的短篇。

“你越写，越懂得写。这是学写作的唯一方法。”这是海明威说的。去观察，去记录，去叙述，感动着他们的感动，快乐着他们的快乐，终于发觉，我有写不完的生活。这个简单的环境给了我一双观察细节的眼睛。

<b> 记者：您的小说语言非常细腻，有女性特有的对人物心理的刻画、对场景的描摹，还有大量民俗元素。比如《拜年》，贴近现实，地域感、画面感很强，是不是跟您的童年经历有关？

黄：</b>我非常感谢上苍没有把我降生在城市里，没有把我降生在显贵之家。它把我投放在河北香河那个叫兴隆庄的小村子里，400多口人守着那条叫青龙湾的河。我的童年，那些无缘无故的快乐，都与这个村子有关，那些黄金般的记忆，是耳濡目染的民风民俗，它浸到我的骨血里，让我的灵魂得以滋润、舒展、灿烂。

我小时候的年，从腊月就开始准备，吃食自不必说，就说一言一行，都是祈福。母亲老早就嘱咐我们，要说吉利话儿。记得那年过年前，隔壁的王大爷死了，我大哥带着我去看吹鼓手，回来后，我大哥一脸兴奋，跟母亲说：“妈，他家请了8个吹儿，赶明儿我爸爸死了，我请16个吹儿。”我母亲哭笑不得。

民俗是文化，是我们的根，我们在这些民俗中体味成长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像莫言的山东高密，像贾平凹的陕西。写农村题材的小说，自然就牵涉到风土人情、民俗风貌。这需要日常积累和知识储备，需要提炼升华。

我的童年就是在听故事中长大，我爷爷、我父亲都好讲古，夏日傍晚乘凉，就是听村里老人们讲故事。我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很好听，他加进很多细节，加进很多想象。他讲牛郎织女，他把牛郎比喻成他自己，我妈就是七仙女，我姥姥就是王母娘娘，那两个一男一女的小孩子，一个是我哥，一个是我。话锋一转，他讲王母娘娘的娘家就是我们这个地方，讲她的身世。

地域文化是不能忽视和小看的，在我的短篇小说 《今生》里，我写了 “爷爷”的一场葬礼，从 “哭”开始， “哭”也成了贯穿全篇的一条线。农村死人，“哭”是一场戏，小孩子们都蜂拥着去看“哭”，哭很有学问，怎么哭，哭什么，都很讲究。在哭中，各种人物，各种心态，百态丛生。通过这些民风民俗，告诉孩子们，什么叫 “了”，什么叫 “宽恕”，什么叫 “感恩”。因为我写的都是我熟悉的，写的是我的那一亩三分地，就比较得心应手。只有在血液里蒸腾过了，才能够贴着人物写。虽说写小说是讲着别人的故事，但那个别人是对话，是你跟这个世界的对话。

<b> 记者：民俗元素对小说的主旨体现起到什么作用？

黄：</b>以 《拜年》为例，小说是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觉，使拜年这件事变得新奇而快乐。农历大年初一，她跟着母亲、新嫂子去村里拜年。因为村子小，大年初一，家家户户的小辈都出动，给每户长辈们拜年，可以想象，那场面很壮观的，这一天就是在拜年中度过。小说从村西头开始，选了有代表性的几户：外出打工的儿子没回来过年，老太太心酸；儿子在外面发财了，把小孩带出去上学，可小孩却融不进其中；没有儿子的孤寡老人，因为旧的传统观念不容许他在女儿家过年……这里有 “临时夫妻”现象，有竞选村干部的矛盾、新旧传统的冲突，其实就是映照当代现实的生活与情感，这使小说没有失之简单。这中间我穿插了传统风俗，小说的调子和煦，将年的气氛烘托得生动活泼。小女孩家里的灯、芝麻秸、窗花、红包，还有磕头、祝福，恰恰透过细细碎碎的这些过程，小女孩懂得了礼仪、安详、和善、感恩。

正因为有了这些民风民俗，才有了一个家庭的美、一个村庄的美，生活是充满美好和希望的。正因为有了这些小温暖，才汇聚成为大温暖。

<b> 记者：作为一名普通的铁路职工，作品一再被《小说选刊》选登，得到文学界的充分肯定，非常难能可贵。能不能谈谈这个过程？

黄：</b>2008年 《小说选刊》第8期选登了我的短篇小说 《亲爱的家》，写的是 “分家”。在我老家有这样的习俗，儿子成家了，就要分出去单过，另立门户，一个 “大家”又分出去好几个 “小家”，枝枝蔓蔓的如同一棵繁茂的大树。

《小说选刊》编辑是这样推介的：“《亲爱的家》礼赞了这样两位老人：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化作光和热，照耀我们，温暖我们；在他们中年的时候，他们化成音和符，激励我们，鞭策我们；在他们老去的时候，他们就化成一棵苍老的树，用自己所有的根须和枝叶，牵挂我们，想念我们，滋润我们……”

<b>记者：能不能讲讲作为素材的真实生活，进入到您创作过程的一个转变？也就是说，能不能为我们呈现一个生活与小说之间的转化过程？

黄：</b>那年中秋节，我回到家，看到母亲擦拭墙上的相框，一个个玻璃相框里，镶嵌着我们全家人不同时期的照片。我同母亲一张张检索着——就是这张，我第一次照相：在我们家院子里，母亲坐着，我和大哥站在她身后，背景是老枣树。娘仨的表情都很怪异，母亲刚哭过的眼泡肿着，大哥的脸拉得很长，我的嘴巴咧着，像笑又像哭。那时我还上小学，身着小碎花的上衣，毛毛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。那是个特殊的日子，那天我们家分家，我母亲心情特别复杂，难以割舍。赶巧来了一个照相的，母亲就说：给我们照一张吧。她当时认为是按人头收钱，没舍得照大的全家福，就要求照进她大儿子和小闺女，就此留作分家的纪念。

再仔细端详这张照片，我心里一下子涌出好多的想法：家是什么？是一盏明灯，让我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感受温馨，看清方向；家是一支爱歌，让我们在孤独寂寞中体味抚慰，思考未来；家是一棵大树，让我们在凄凉的风雨中享受庇护，勇于前行；家是两位老人，让我们在苍茫的人海中心有所依，情有所系。于是小说里，小女孩美美就感受了什么叫分家，感受了哥哥嫂子、爸爸妈妈的心理变化。家因为 “分”而壮大、而 “和”美、而 “圆”满。写自己熟悉的，就得心应手，写自己感动的，就情真意切，抒写的过程就像河流自然流淌开来。

之后我写 《好日子长着呢》，那对老夫妻，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。母亲坐在炕上给自己做寿衣，父亲躺在藤椅上听收音机，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聊着孩子们，聊着村里人，聊着后事，聊着未来——他们的未来，父亲要盖房，盖三间房，给自己住，早年他给儿子们都盖好了房，在暮年他要给自己盖房，因为好日子长着呢。在他们的对话中，透视了农村的现状、五味杂陈的生活、简单而素朴的日子。那关于生死的话题，其实是爱的内涵，传递的是幸福和温暖。

我试着只用对话去表现人物，就像白描，不要色彩，多留空白。我的小说是一幅安详怡然的图画，远远的，就两个老人，却留下深刻意蕴，让人细细品味。

<b>记者：我理解，讲故事并不是您作品的主旨，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？

黄：</b>每一篇小说，总有最初打动我的瞬间，之后有了追问和思索。我想用我饱含体温的文字，重构意志、美丽与爱。这种写作是为了改善人心，使人心变得更加美好，这也是我写作的出发点，为了国家民族更美好。

文艺创作 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是必须的，是创作的基础，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生动鲜活。写作要关注这个时代，关注这个社会。中国的文化是最顽强的文化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故事，才是中国味的故事。

我的小说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，是因为截取的是我们生活的横断面，是人生的某个瞬间，不是传奇，不是惊心动魄的故事。我希望它是一缕清风，一束阳光，给人们带来的不是震撼，是触动，是抚慰和对人生的理解。

现在传统文化越来越失去力量，没有人来传承，抒写它，是为了保留记忆。通过小说我把问题提出来。这也是一个写作者的担当和使命。

<b> 记者：您认为您的创作历程可以复制么？也就是说，有很多想走这条路的一线职工，您有什么建议、经验提供给他们？

黄：</b>我没给自己设定过目标，就是能走多远是多远，能登多高就多高。在写作上我没有经验可以谈，我只是名业余作者。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坚持发展自己的爱好。我是幸运的，因为走到今天，我是一路被鼓励着的。如果让我对一线作者说什么，那就是坚持下来。我们都在路上，走着走着，不经意间就走出很远了。

近几年，中国铁路总公司宣传部、中国铁路文联始终以 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为指导思想，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，创作了很多精品力作，都是反映一线职工精神面貌、抒写新时期铁路精神的，像长诗写大秦重载、京沪高铁、武广高铁等。近几年，我参与了售票员孙奇、巴山工务人的报告文学创作。随着高铁的建设发展，新的创作任务很艰巨，一听说是抒写铁路人，我的血液就激荡了起来。这种特定题材的创作并没有束缚我，因为我写的是一线职工，在体验中，在与他们对话中，在心灵的碰撞中，我的精神一次次得到洗礼。我写他们，其实写的是我自己，是源于热爱。我爱我笔下的人物，我感谢我笔下的人物。从内心出发，展开人生的种种梦想，我一生要做的是战胜自己，与内心的小我较量，为此无有穷尽。

本文照片由黄丽荣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