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《汽笛》一起穿越30年时光隧道

李伟

现在，我静静地坐在并州城里自家的一面窗前，一只鸟正飞过我中年的黄昏。同样是这样的30年前的黄昏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1985年4月的一个黄昏。那时，我还在太原的一所中专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做秘书工作。下班后，我利用一段闲散的时光闲翻几天积下的一堆报纸，当翻看到 《人民铁道》报 《汽笛》副刊时，不经意地看到了我半个多月前寄给 《人民铁道》报的 《路，在拓宽》的诗歌发在倒头条位置——天啊！我一时有点惊喜地呆住了，好半天没回过神来。那时的 《人民铁道》报还不是全彩印，就连报头也不是套红的，但黑白分明的版面上，我的那首诗歌被编辑特意使用了花边围住，文竖排着，版面安排得醒目大方，雅致舒展，使那首原本很平庸的诗歌看起来也显得有了艺术品位，实在是太厚待一名毫无名气的作者了。我反复地看了几遍，都不能相信这是自己写下的诗。那一年我26岁，可想而知，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青年来说，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呀。尽管过去许多年了，我个人认为，它一直是我文学创作历史上值得回忆的重要一笔，并被我深深地铭记在心中，在我个人的文学成长和发展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这片沃土的栽培，并从中汲取了充足的养分和阳光雨露。

如若天启，让一个青年在迷茫的人生中看到了一线光亮，它几乎改变了抑或说是决定了一个青年的命运。可以说， 《人民铁道》报在我文学创作的初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。北京复兴门外北蜂窝3号是我青春的梦想之岛。从上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作品在《人民铁道》报刊发，至今已30个年头了，为此我心中常怀温暖。因为那里有让我信任尊敬的师长和朋友，他们不仅是记者、编辑，而且是懂文艺的专家。因为知遇、信任和友谊而产生了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温暖。30年来，在历任编辑王晓晴、钱勇博、刘仲孝、邵欣这些老师的提携下，我和其他文学作者共同经历了新时期中国铁路文学的繁荣和发展，也在风雨同行中一路洒下耕耘的汗水。我们见证了 《人民铁道》报越做越大、越做越强的辉煌历史，并成为它改革发展成果的受益者。

回望那些渐行渐远的岁月背影，屈指算来，这已是30年前的事了。如今，我也从一个黑发青年写到两鬓染霜了，无不慨叹，人生又能有几个30年！真是岁月流金。就在我写下前面这些文字时，我还能清晰地感到从时光背后穿越而来的无限温情和光芒。

因为地处北京，就不难理解《人民铁道》报的 《汽笛》副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文学的先锋性。 《汽笛》副刊把握文学发展趋势，始终高扬主旋律，重视铁路题材作品，努力建设和发展铁路文化，不断扩大文艺副刊的艺术内涵，成为引领铁路文学艺术发展的旗帜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，是我在 《人民铁道》报发表作品的高峰期。那时，文艺界气候宜人，我和大多数作者一样，刚刚从思想解放中走出来，对文艺如何服务政治工作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，但很低级，也很简单片面，还远未上升到 “艺术地服务”的层面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写过大量充斥着高调和激情的诗歌，使我后来一直很惭愧，奇怪，怎么能那么简单地写呢！那些貌似主旋律、脸谱化的所谓的铁路诗，实际上是宣传品，而非艺术。有一次钱勇博编辑来太原开会，我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我们见面聊天时，他就直接指出了我创作上面临的这个问题。记不清楚他的原话，大概意思是说：文学作品如何既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心工作，又有艺术性，因为文学创作只有讲究艺术性才有感染力。这些切中我当时创作命脉的话，像一盏暗夜里的明灯，一下把我照亮了，以至于若干年后的今天，我还在文艺创作中自觉地消化他的这些话，并努力规避高蹈抒情的创作路线，使文学作品沾泥土、接地气，落到人心和生活的大地上。

面对艰难的转折，我曾有过相当长的一段徘徊期。我有意识地把追求艺术性和风格独特性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，由于用力太过，又出现了另一种糟糕的局面，非主流的创作倾向一度占了上风。此时，也是在太原有幸遇到了 《人民铁道》报的编辑刘仲孝老师。我们很投缘，那一晚，聊了很久，刘仲孝老师耳提面命地教诲。在谈到创作时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 “不要只陶醉在小感觉中，不关注大现实，那样没有出息，要关注现实主义创作题材。文学作品的尊严在于思想性，而非娴熟的技艺。”这是刘仲孝先生对我创作泛滥时期最为重要的教导和指引。

转眼进入新世纪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文学的环境更加自由开放，我的写作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有质量的写作期。我比较欣慰的是，我的创作回归到艺术的本质上，完全可以摆脱世俗意义上的功利主义，对我来说，这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文学，是关乎人心的艺术。艺术存在于一切细节之中。特别是诗歌，一定是包含着叙述性的，一个诗人的灵魂必须在喧嚣的生活中洞幽烛微。这一阶段的创作，我更在意发现遮蔽在平常日子里的诗意，努力地呈现它的面貌和本色。语言是通向诗歌的根本出路，保持对当代语言的高度自觉，应该说，是诗人的看家本领。大约是十多年前吧，那时我还在分局宣传部工作，有一次，与当时编 《汽笛》版的邵欣老师通电话，她说到语言问题： “确保语言的准确性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义。”她的这句看似闲聊的话，一下击中了我，特别是在理论上进一步系统整理了我对语言问题碎片化的思考。太重要了！我当时就表示完全认同她的看法和主张。这也是我创作上重要的一次思想上的飞跃，至今记忆犹新。依我现在的理解，对于一个写作多年的老作者来说，她的这句话非常有力量。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，我以为，优美的语言已经没有意义了，而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有思想力度的语言和文学的别样表达。以我30多年的创作经验，我更愿意对诗歌重新定义：事实上，诗歌是老年的而不是青年的，比如晚年的杜甫、晚年的辛弃疾。

写作是一个人孤单的劳动，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稳定而结实。在这条路上，幸好有来自 《汽笛》30年未断的激励和鞭策。

（作者系太原铁道报编辑）

“我与《汽笛》”征文启事

《人民铁道》报 《汽笛》副刊1950年创刊，刊名由郭沫若题写，首篇散文 《歌颂人民铁道》出自文学大师茅盾之手。今年8月，具有光荣历史及传承的 《汽笛》副刊将迎来创刊1500期。本版特推出 “我与 《汽笛》”征文活动，时间截止到今年年底。如果 《汽笛》曾经对您的文学之路有所帮助，如果您有与 《汽笛》相关的故事，欢迎您以散文的方式给我们投稿，字数不超过2500字。此次征文活动结束将评选出获奖者若干名，颁发证书及奖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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